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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失和

发布时间:2017-03-14 13:54:23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845

       重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失和
      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推翻“宇称守衡定律”而双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宇称不守衡的发现,被誉为“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”。当时我才十来岁,这事曾使我无比激动,从此对科学家充满爱戴、敬仰和崇拜,成为我从十八九岁时就开始写作《第二次握手》的动因之一。1957年的报道高潮中,还时时提到中国留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,是她以精美绝伦的实验设计和连续几个月的辛勤工作证明了“弱相互作用下宇称的不守衡”,从而把李、杨推上了诺贝尔奖得主宝座,吴健雄本人也成    《第二次握手》女主人公“丁洁琼”的主要原型之一。 河北友好化工推荐

杨振宁

李政道

但我后来在搜集李、杨资料的过程中却发现,两位似乎在获奖后什么时候起,因某种缘故断交了。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,2或3人共同获奖的情况是常见的,他们往往还不同一国籍,却可成为终身好友。那么,李、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我见过老年吴健雄的一张寿辰照片,当时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5位华裔科学家都来祝寿了,可我注意到,李、杨彼此隔得很远,像是互不相识。

如此两个人物,因什么闹僵的呢?我想不大可能为了钱,也不大可能是为官职——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,当名教授比当官强得多。看来只能是为了“名”,这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“名声”、“名气”,而是“排名先后”的“名”。杨比李大几岁,但瑞典科学院的颁奖名单是“李、杨”,全世界媒体也都如此称呼——是不是因为这个呢?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常有年长者排名在年轻者后面,但从没听说过有谁为此闹翻。那是一个漫长的闭塞年代,很多事实不准披露,很多真相不为人知,李、杨之间发生过什么事被讳莫如深,我和很多人一样,始终是“一头雾水”。河北友好化工与您共同欣赏

上世纪80、90年代,政治气氛趋于宽松,李、杨两位似乎也因年事渐高而觉得“现在可以说了”(美国格罗夫斯将军后来一本回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书便取名《现在可以说了》),甚至是“如鲠在喉,非说不可”。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谈及杨年龄比李大,对推翻“宇称守衡定律”功劳也更大,在获奖名次上本应杨在前,事实上却相反。杨坦承为此与李闹过别扭,很痛苦,曾为此哭过云云。

我不知道同获诺奖时排名的规定怎样,想来无非一是依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,二是按贡献大小。诺贝尔科学奖也有过不公正,但大体上是公正的。譬如公认吴健雄应该是1957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,但偏偏没有她,这就是一种不公正,吴本人却能淡然处之。而且她得到了另一种公正——被誉为“20世纪的第二位居里夫人”,长期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。

回到正题上来,对李、杨分道扬镳的原因,杨振宁已经说过了,却一直没听到过李政道的说法。我忆起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的俗话,心想杨说过了,现在且听李怎么说吧。《始末》中写道,“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《诺贝尔奖中华风云——李政道传》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,书的作者是季羡林之子季承。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,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,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”,意即《李政道传》会是李政道本人意思的真实表达。

据文章介绍,李、杨早年是西南联大校友,后来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,关系一直很好,且“两家比邻而居,两家人来往密切”。从1951年起,他们的合作“真正开始”,并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和爱因斯坦的重视——即此一点便可看出,李、杨是多么的幸运!但他们无视这种幸运,文章接着谈及:“此时纠纷却发生了,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署名次序问题。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,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杨振宁。”——就这样轮流坐庄也很好,但不行,“在第一篇论文写成后,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,应该是‘李政道和杨振宁’。但杨振宁提出,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,他希望排在前面,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”。可惜李政道很“介意”,他“对这一要求很吃惊,勉强同意。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,李政道说服杨振宁,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。”我的“小人之心”并没有度错“君子之腹”,果然,李、杨确是因“排名先后”闹僵的。

署名顺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,也可按合作者实际贡献的大小——这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通例。但“实际贡献大小”一般来说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,这种情况下,只要他们都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,“署名顺序”应该不成问题。但事实恰好相反,这成了李、杨之间的大问题。对此的合理解释是,李、杨没有“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”,至少是其中一位缺乏这种精神。

“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……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。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。”——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,看来更使杨振宁耿耿于心,但两人仍相互需要。于是,此后两人仍有合作,有些学术观点经激烈辩论后能取得一致,有的重要论文“还共同署名”。对此,李政道在《破缺的宇宙》一文中写道:“从1956年到1962年,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…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,有竞争也有协调。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。”后面的两句话是实事求是的说法,更是令人鼓舞的说法。它曾被李、杨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实所证明,使人想起中国人常说的“团结就是力量”。人们知道,剑桥大学的教授们有“喝下午茶”的习惯。喝茶吃点心并非目的所在,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聊天、讨论和争执,是学术观点的碰撞以及由此迸溅出来的天才火花。科学史上多个重大的发明和发现,多项诺贝尔科学奖,就是这种“天才火花”的产物。但“天才火花”的产生有必不可少的前提,那就是和谐坦诚、优雅大度和“费厄泼赖”,而不是小肚鸡肠、胸襟狭窄和锱铢必较。

还有一点必须指出,即这种在讨论和碰撞中产生并被“天才火花”所照亮的东西,要分出“谁先谁后”、“孰轻孰重”往往很难,且既无必要又无操作性。如果坚持要分出,唯一的后果只能是“裂隙”,是“冷眼相向”,是闹翻、闹僵……闹出一段什么呢?说文雅点叫“公案”,说直白些是“丑闻”。当然,使点手段也许可以分出“谁先谁后”、“孰轻孰重”,譬如每次对话都带上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等“特工”设备,以便日后“对簿公堂”拿得出“第一手证据”——问题是居心如此的人,能在科学讨论中表现出任何真知灼见,能登上任何科学领奖台吗?这样一来,也就无所谓“排名先后”了。

杨振宁说,他在发现“宇称不守衡”中的功劳比李政道大。1982年,他在《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》一文后记中说:“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(有关宇称不守衡的)观点。我力图说服他……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。”《李政道传》则说:“这一发现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”,因此“论文由李政道执笔,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”,“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,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,李政道在先,杨振宁在后”。然而,据《李政道传》说,“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,杨振宁突然提出,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,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,也就是说,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,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,由皇后作陪”。“李政道大为惊讶,不同意这么做。但是,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。秦对李政道说,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,让外国人看不起,太丢脸。这样李才勉强同意”。再往后,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《纽约客》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《宇称问题侧记》。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“文章里‘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’,要和李政道讨论”——又是“排名先后”问题,“杨振宁提出,文章中某些地方,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,另外,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。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。第二天,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,凡是文章提到‘李和杨写了……’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,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”。“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,李政道觉得太无聊。当天晚上,杨又打来电话,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,但文章里都要写成‘杨和李’。李政道感到失望,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。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,开始哭起来……”

就是说,我十几年前听说杨振宁为此事曾哭过,确有其事。不管怎样,“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”——而人们都知道,这个“暂停”就是永久停止。奥本海默曾说“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,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”。但现在,奥本海默说“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,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”!在物理学上两人极具天赋,堪称顶尖级人才,奥本海默曾对他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,现在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评乃至否定。“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”,是预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领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。这话说对了,195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,李政道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。“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”,则简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。

《始末》写道:“李杨之间的恩怨,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,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。”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本来就存在分歧,1972年后杨振宁和李政道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,“使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”。“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,杨振宁反对;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,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;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,杨振宁就说是‘丧权辱国’,等等”。《李政道传》写道:杨振宁“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,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,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,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,从而‘生产第一’,‘生产第一’,‘生产第一’……推而广之,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,杨振宁就反对。”——这种并非发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的“精神病”足以“误国”了!

《始末》还说:“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。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。相反,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。人们看不到‘只要杨振宁主张,李政道就反对’这种现象。”不过,只要李政道不能证明他对推翻“宇称守衡定律”的贡献确实比杨振宁大,他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澄清和解脱。按照中国人的积习,李政道的少说话或不说话可以被理解为“城府很深”和“口不臧否人物”。何况他后来还是通过季承和《李政道传》说话了,其中,关于他对推翻“宇称守衡定律”比杨振宁贡献更大的说法仍然无可查考。一些本来堪称杰出的中国人(包括“华人”)热衷于“闹不团结”,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大量消耗在这类毫无意义、无聊透顶的事情上——这大概是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荣膺诺贝尔奖、海外华裔科学家荣膺诺奖者也甚少的原因之一。

这使我想起鲁迅对“国民性”的论述:“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”,“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,否则,无论是专制,是共和,是什么什么,招牌虽换,货色照旧,全不行的”。(《两地书》)从鲁迅的话和李、杨两人缠夹了几十年的“恩怨”,人们也许可以领悟到一些什么。从晚清至民国,中国人被形容成“一盘散沙”;1949年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叫“闹不团结”;改革开放初又出现“一个日本人是条虫,三个日本人是条龙;一个中国人是条龙,三个中国人是条虫”的说法——何况李、杨还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人。

说到日本人,索性多谈一点吧。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,即平均每年0.6人。2010年10月,年度诺贝尔奖揭晓,3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日本人,这就使日本在21世纪前9年里培养的诺奖得主达到10人!而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奖以来的110年,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1年,“外籍华裔”科学家先后共有8人获奖,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国者2人,出自台湾者2人,出自香港者2人,生在美国者2人,全部是在美国荣膺诺奖的。中国本土尚无一人。捎带说说,日本人口只及中国的1/10,而海外华人只及中国本土人口的1/70——应该说,这已经成了个问题。甚至连中国自己设立的、两年一度的“国家自然科学奖”和“国家技术发明奖”一等奖也多次空缺,原因是没有评得上的成果——而这类中国自己设立的“大奖”本来就缺乏分量。不错,中国已经很有钱了,“大奖”的奖金额也很高,可惜很多东西的“分量”不是可以用钱堆积起来的。

李杨的“恩怨”也好,“一盘散沙”也好,很多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“闹不团结”也好,说到底还是一种“国民性”,一种“坏根性”,对它的“疗救”是很麻烦和很需要时间的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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